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多数为“小案”，涉案标的不大，法律关系也不复杂，但对劳动者而言，却都是难办的烦心事。重庆市民唐丽华(化名)为给万把块钱的加班费讨一个“说法”，奔走了将近10年。从区县法院的一审、到中级法院的二审、再到高级法院的再审，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获改判，唐丽华的诉求最终得以实现。
讨要加班费，跑遍三级法院
2011年2月16日，39岁的唐丽华和重庆当地的一家超市——雨润超市(化名)订立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唐丽华的这份工作实行标准工时制，即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为2011年2月17日至2014年3月31日。
在超市行业，加班加点是常事。工作一段时间后，唐丽华发现，雨润超市并未执行“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合同约定，而是每日工作8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天，本来的休息日却成了工作日。唐丽华查询法律规定后得知，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单位要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然而，自己并没有拿到这部分加班费用。她向单位反映了这一问题，但沟通多次并无结果。
申请劳动仲裁也没有结果后，2012年8月6日，唐丽华将雨润超市告上法庭。“超市长期拖欠、变相克扣工资。”在起诉状中，唐丽华陈述自己的诉讼请求——补发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1181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314元、被克扣的工资3600元;解除与雨润超市之间的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2400元;支付各项赔偿金共计12848元等。
唐丽华的诉讼请求并未得到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一审法院判定：雨润超市向唐丽华支付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49.8元，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18.76元，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对于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
“超市一直在克扣工资，我们起诉后，超市还在找各种借口，打击报复员工。有的员工被调至其他部门，有的被克扣工资，有的甚至被开除，部门减少了人手，实际上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变相地降低了工资。”诉讼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新麻烦。
2013年6月3日，唐丽华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并依法进行改判。2013年9月23日，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丽华不服二审法院判决，向重庆市高级法院申诉。2014年6月16日，重庆市高级法院认为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作出提审的裁定。至此，唐丽华第三次走上庭审“公堂”。2014年12月19日，重庆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了二审法院判决，并对一审判决进行了部分变更。
对比来看，再审终审判决，将一审认定的“支付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的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49.8元”调整为“支付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的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36.78元”，其他均予以维持。
奔波两年多，最终结果还不如一审判决，唐丽华拿出了山城辣妹子的那股劲头，“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要走到底。”于是，她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启动监督程序，找到更为客观的依据
根据民事裁判结果同级受理的规定，重庆市检察院是唐丽华申请检察监督的对应部门。
在申请书上，唐丽华向检察机关陈述了理由：一审法院擅自修改庭审记录，程序严重违法;二审及再审未予纠正错误，未主张加班工资属认定事实不清，过节费、清凉费不应作为工资发放。
“在当庭质证中，我是不认可考勤记录的，对其真实性也是不予认可。但在笔录中，却将前半句的‘不’和后半句的‘不予’给涂掉了。”令唐丽华不解的是，这个有修改嫌疑的证据，成了定案的重要证据。
这也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注意。在查阅庭审记录后，案件承办人发现，加班工资的认定基础——加班时间，其认定的依据不足。“不仅是庭审笔录存在重大瑕疵，将电子考勤记录表作为唐丽华出勤情况的依据也是错误的。”
承办人注意到，在一审中，雨润超市的委托代理人曾表示，存在电子考勤记录表记录不完整的情况，此时会有另外的记录方式。“电子考勤表不能够如实、全面反映员工的作息时间。”结合庭审笔录，案件承办人得出结论——结合排班表作为申请人出勤情况的依据，更为客观。而这也恰是原告唐丽华诉求的依据。
在承办人看来，排班表一直张贴在公告栏内，是告知职工上下班时间的书面通知，也是职工上下班的唯一依据，能够反映职工的工作时间。“排班表及员工手册等均未载明吃饭时间为多长，也没有安排专门的员工吃饭时间，而是由劳动者自行轮班吃饭，吃饭后即上岗。因此，吃饭时间不应从工作时间中扣除。”案件承办人表示。
在排班表的基础上，承办人发现，可以证明劳动者存在休息日加班情况。排班表显示，超市员工的每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天。“如果前五日已完成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周第六日工作，就应视为休息日加班，应当发放加班工资。”承办人指出。
为此，重庆市检察院认为，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遂根据法律规定，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最高检提出抗诉
对于唐丽华案件，最高检如何回应?
在认真查阅全部案件材料的基础上，最高检承办人滕艳军得出结论，终审民事判决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最高检依法向最高法提出抗诉。
“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一起并不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跑遍了现有管辖制度之下的四级法院，如果没有最高检抗诉，或许时至今日，唐丽华还会是奔波在维权的路上。”该案的法律援助律师、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怡说。
经过审理，最高法认定，唐丽华的工作时间为每周6天，每天工作8小时，加班时间70天，应得休息日加班费用为9898元。
这个不足万元的加班费，唐丽华等了很久。一波多折，方得公正。唐丽华对案件的最终结果表示认可，正如她给最高检承办检察官的感谢信中所写，检察机关正是秉持了办好每一件“小案”的理念，“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会成为现实。
“‘小案’之中有大民生，从这起案件中能够看到检察机关的担当。如果最高检不关注它，把矛盾推向社会，很有可能酿成一个悲伤的故事。”刘怡律师说。
检察官说法：
勿以案“小”而不为
(滕艳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
民生无小事，民事大如天!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需求，更多体现在民事案件里。我们办理的人民群众身边的“小案”，关乎涉案人及其家庭生存、发展的条件，哪一起不是办理涉案人的人生?哪一起不是“天大的案件”?
唐丽华与所在公司劳动争议抗诉案，就是这样一起案件。该案标的额虽不足万元，但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获改判，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具体实践。
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案件量大、涉及面广。我们在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的过程中，要把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贯穿于监督办案的全过程，使当事人在一个公正文明的空间得到体面和尊严的对待，让在矛盾冲突中受到伤害的当事人感受司法过程的温暖;要带着对当事人的深厚感情处理每一起案件，真心真意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从内心信仰法律、信任检察机关，信任监督决定;要坚守司法的人民性，“让当事人感受到一种法律的觉悟，让社会流传一种法律的文化，最终形成一种法律的生活方式”。
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就要始终坚持精准监督，着力提升民事检察办案质量。应当遵循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相结合的民事检察思维，坚持法定性与必要性相结合的民事检察监督标准。必须明确的是，民事检察精准监督的前提是依法监督，而不是选择性监督。勿以案“小”而不为!一个案件是否需要监督，应当考虑的因素是事实认定的是与非、法律适用的错与对、监督效果的好与坏，绝非案件标的的大与小。群众身边的“小案”，往往成为检验民事检察精准监督的试金石。我们要善于在群众身边的“小案”中发掘案件的创新、进步、引领价值，争取抗诉一件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的问题，最大化地提升民事检察办案质效，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