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生命科学的重大进展，器官移植成为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有效医疗手段，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而器官捐献，则成为阳光下的生命接力，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可。
2015年1月1日，中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唯一合法途径。5年来，中国共完成多少例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捐献与移植是否有法可依？移植技术水平和质量究竟如何？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2020年12月18日至20日，第五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期间，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对话国家卫健部门官员和国内外权威专家，探寻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的改革发展历程。
□记者 张超文 周宁 祁蓉 黄可欣 广州报道
谱写生命交响：超270万志愿者登记捐献 9万多患者重获新生
“器官移植是目前唯一由国务院颁布法规进行管理的医疗技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是大爱的交响。”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19日发布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5年到2019年，中国内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累计完成24112例。2019年中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为4.16，是2015年的2倍多，这表明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不断提升。
“2019年，中国共完成5818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近2万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正向第一大国迈进。”
援藏医务工作者赵炬倒在工作岗位后捐献了全部可用器官；
热爱篮球的16岁少年叶沙，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离世后捐献心、肺、肝、两个肾、一对眼角膜，救助7人；
在重庆任教的澳大利亚小伙菲利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后捐出全部可用器官，生命在5个中国人的身上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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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之水，汇聚成海。“5年来，感人事迹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公民用实际行动传递这份大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侯峰忠说，截至目前，有超过270万人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完成捐献器官9.4万余个，9万多患者重获新生。
5年来，中国移植医疗机构数量也在稳步提升。“截至目前，除港澳台外，中国共有170家医疗机构具备器官移植资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赵洪涛认为，“我国器官移植由高速度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中国器官移植可及性和医疗服务能力逐步提升。”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国家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停滞，但中国仍砥砺前行。5月，39岁的新疆患者谷明（化名）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病房出院。从他赴汉等待肾移植，到不幸患上重症新冠肺炎，再到痊愈后接受肾移植重获新生，谷明成为世界首位重症新冠肺炎痊愈后接受肾移植的病例。郭燕红说：“中国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器官移植手术没有他国经验可循，医务工作者身着三级防护服开展手术，表达了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位患者的决心和信心。”
在完成每一次“生命接力”的背后，还有一群默默无闻、奔走在生死之间的“摆渡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截至目前，我们建立了2200余人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除港澳台外，中国共有133个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志愿服务者已达4000余人，服务和管理更加规范。”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于福龙说。
弘扬法治下的大爱：35个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 “中国经验”世界共享
器官捐献与移植不仅饱含爱心与温情，更是检验一个国家文明与法治程度的标尺：中国第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早在2007年就正式颁布实施；同年，中国明确“禁止器官移植旅游”；201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器官买卖罪”……特别是近5年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全面向法治化轨道迈进，顶层设计不断加强，制度保障逐步完善。
医学共识原则，将供体器官与受体自动匹配。”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介绍，“该系统最大限度排除人为干预，确保捐受双方隐私，让最需要的患者在最短时间内匹配器官。”
5年间，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进程快马加鞭，逐步形成科学公正、遵循伦理、符合国情和文化的器官捐献移植“中国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成果。
2016年，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高度赞扬中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进展，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向正确，值得他国学习借鉴。
在2019年“一带一路”器官捐献国际合作发展论坛上，何塞·努涅斯等世卫组织高级别官员称赞，“中国经验”可作为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示范，最大特点是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
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主席费沙尔·沙辛在第五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表示，中国的器官捐献和移植正在以非常符合伦理的方式快速发展。“我坚信，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者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目标和愿景，那就是实现符合伦理的器官移植、公平分配器官、提高器官捐献数量，从而让每一位等待移植的患者获得新生。”
“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将参与、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明确写入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今年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遗体和人体器官、人体组织捐献作出明确规定。”郭燕红介绍，截至目前，国家卫健委印发涉及器官移植规范性文件35件，此外，红十字会等组织也出台了相应文件。13个省（区、市）和5个副省级城市出台了遗体和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黄洁夫说，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基础上，中国初步形成“器官捐献”“获取与分配”“移植临床服务”“移植科学注册”“监管”五大体系并不断完善。
“比如，为确保器官分配公平、高效、透明，中国各大医疗机构严格使用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根据所在区域、病情危重、组织配型、儿童匹配、血型等国际
呼唤高质量发展：开通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多项移植新技术世界领跑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5年来，中国不仅器官捐献数量快速增长，器官移植技术和质量也逐步提升。
2017年6月8日，上海浦东机场。为确保一个供体捐献的心脏搭上当晚最后一趟飞往武汉的航班，147名乘客一致同意“为生命让道”，推迟起飞90分钟。
“这得益于2016年中国卫生、公安、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旨在缩短器官转运时间、确保器官质量的《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郭燕红介绍，该“绿色通道”建立以来，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短1至1.5小时，2019年中国肝肾器官全国共享率升至20.2%（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器官转运，也催促加快器官保存及灌注产品的研发进度。上海健耕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吴云林介绍：“我司研发的肾脏灌注运转箱是目前唯一在中国、美国、欧洲三大市场均有销售的机械灌注设备。肝、肾、心、肺等器官保存液远销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
灵丹妙药难寻就，须得妙手方回春。器官移植因其复杂程度、风险之大，被誉为临床医学技术“王冠上的明珠”。黄洁夫介绍，5年来，中国器官移植术后生存率居国际前列。其中，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率1年达83.3%，术后3年达74.4%；2018年心脏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达90.8%，高于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公布的85.4%；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受者术后3年生存率为96.9%；2019年中国共完成9例儿童肺移植，创国内年龄最小的儿童肺移植记录（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手术机器人等高新科技也应运而生、逐步普及。2019年，来自云南普洱的患者夏嘉男借助“达芬奇机器人”成功接受肾移植手术。“这有助于实现精准血管吻合和输尿管再植，切口小、感染率低、恢复快。”夏嘉男的主治医生、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孙洵介绍。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显示，近年来，中国专家学者在供者特异性抗体、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移植相关病毒感染等研究热点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其间，器官移植创新技术不断涌现：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技术世界领先；自体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技术实现国际领跑；单中心儿童肝移植、心脏移植临床服务能力居世界前列。
打铁还需自身硬：拓宽器官捐献来源满足移植需求 建立高层级机制深化改革
器官捐献与移植，事关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社会文明和公平正义。受访者普遍认为，虽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打铁还需自身硬”，要从三大方面坚守生与死的公平，推动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进一步拓宽器官捐献来源满足移植需求。“中国器官捐献数量和捐献率虽逐年增长，但与国内患者的巨大需求相比相距甚远。”王海波说，截至2020年10月，全国仍有60439人次等待肾移植、5879人次等待肝移植、503人次等待心移植、144人次等待肺移植。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移植专家周江桥、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徐骁教授等呼吁：一是公民申领驾照时可以登记器官捐献意愿；二是鼓励党员干部、医护人员等特定人群逝世后捐献器官和遗体；三是在各大高校开设“器官捐献”通识课，让广大青年学子了解、加入器官捐献事业。
——建立多部门共同发挥作用的高层级机制坚持深化改革。黄洁夫建议，加快修订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对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赋予完整的法律论述。同时，尽快建立由政法、卫生、外交、宣传、司法、红十字会等部门共同发挥作用的高层级工作机制，确保中国器官捐献、获取、分配、移植、监管、执法、宣传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项工作形成合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陈忠华等建议，加快建立器官成本核算机制以及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方器官捐献者家庭人道救助机制。
——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器官买卖。受访者建议，卫生、司法、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积极采取行动，对违法违规开展捐献、获取、分配、移植甚至参与器官买卖的，增加其违法违规成本，发挥震慑作用。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移’路同行，未来可期。”黄洁夫说，“我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将持续深化改革，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典范。这是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最大贡献。”
